建国方略（出书版）第 3 部分

中国对于古德诺氏劝袁帝制事，颇为诧异，以为彼乃共和国之学者，何以右共和而扬帝制？多有明其故者。予廉得其，惟彼为共和国，斯有共和国之经验，而美国饱尝知识程度足之民之害也。美国之外民，入美境数年，即享民权；美国之黑，释放，立享民权。而美国政客，利用此两种之民权而捣滔天之，为正佳士所恼煞者。知若年，始定有识字之得享国民权利之例，以防止此等捣。是以彼中学者，闻知识程度足之民建设共和，则几有心疾首，期期以为可者，此亦古德诺氏之心理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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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中国民知识程度之足，固无可隐讳者也。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，中乎心，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及外民知识为低也。然则何为而可？袁世凯之流，必以为中国民知识程度如此，必能共和。曲学之士亦曰，非专制可也。呜呼！牛也尚能之耕，马也尚能之乘，而况于乎？今使有见幼童将入塾读书者，而语其兄曰：“此童子识字，可使之入塾读书也。”于理通乎？惟其识字，故须急于读书也。况今世界类，已达于化童年之运，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渐发达，所谓世界流可复者也。故中国今之当共和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。然入塾必有良师益友以之，而中国民今初共和之治，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之。此训政之时期，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渡所必也，非此则必流于也。

然当同盟会成立之初，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，谓“清朝伪立宪许民以预备九年，今吾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、训政六年，岂与清朝九年相等耶？吾等望治甚急，故投革命，若于革命成功之，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，未免太久也”云云。予答以“非此则无望造成完全之民国”。今民国改元已八年于兹矣，独宪政之治能期，而如清朝苟且生犹可得，尚何望九年之有完全民国现耶？或又疑训政六年，得毋同于曲学者所倡之开明专制耶？曰：开明专制者，即以专制为目的；而训政者，乃以共和为目的；此所以有天壤之别也。譬如今次之世界战争，凡参加此战争之国，无论共和、君主，皆律止宪政，行军政；向民之行自由、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皆削夺之，甚且饮食营业皆归政府支，而举国无有异议，且献其命为国家作牺牲，以其目的在战胜而图存也。之已行宪政犹且之，况宪政尚未发生，方由革命之战争以之，岂可于开战之初即施行宪政耶？此诚幼稚无之思想也。今民国成立已八年矣，吾之士，于此八年间应得无量之经验、多少之知识，若能回忆予十数年之训诲主张，当能恍然悟，而再河汉予言，以为理想难行矣。

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、退化而被征亡国之民族，旦革命光复，而成立共和宪治之国家，舍训政，断无由速达也。美国之扶助菲岛民以独立也，乃先从训政着手，以造就其地方自治为基础。至今二十年，而已丕半开化之蛮种，以成为文明化之民族。今菲岛之地方自治已极发达，全岛官吏，除总督尚为美，余多为土所充任，必能完全独立。将其政治之步，民智之发达，当亚于世界文明之国。此即训政之效果也。美国对于菲岛何以即许其独立，而必经度训政之时期？此殆有鉴于当年黑释放之纷扰，故行此策也。中国民久于专制之，已，牢可破，有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，奚能享民国主之权利？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者之所以多也。夫中华民国者，民之国也。君政时代则权独揽于，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，是四万万民即今之皇帝也。国中之百官，而总统，而巡差，皆民之公仆也。而中国四万万之民，由远祖初生以，素为专制君主之隶，向多有识为主、敢为主、能为主者，而今皆当为主矣。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，谁为为之？孰令致之？是革命成功而破专制之结果也。此为国有史以所未有之局，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。是故民国之主者，实等于初生之婴耳，革命者即产此婴之也。既产之矣，则当保养之，育之，方革命之责也。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，为保养、育此主成年而还之政也。在昔专制之世，犹有伊尹、周公者，于其国主太甲、成王能为政之时，已有训政之事。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，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，当负伊尹、周公之责，使民国之主成，国基巩固耶？惜乎当时之革命，多知此为必之事，遂放弃责任，失却天职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之功，而能成建设之业，故其结果仅得“中华民国”之名也。悲乎！

夫破之革命成功，而建设之革命失败，其故何也？是知与知之故也。予之于破革命也，曾十起而十败者，以当时多数之中国，犹知彼为洲之所征，故醉生梦，而视革命为逆。其革命风渐盛，多觉悟，知清之当革，汉族之当复，遂能举而覆清，易如反掌。惟对于建设之革命，般民固未知之，而革命亦莫名其妙也。夫革命事业，莫难于破，而莫易于建设，今难者既成功，而易者反失败，其故又何也？惟其容易也，故多知其必而忽略之，此其所以败也。何以谓之容易？因破已成，而阻悉灭，阻灭，则吾无所可，往自由，较之谋破时，稍慎则测随之之际，何啻天渊。然吾知革命排为救国之必，则犯难冒险而为之，及夫破既成，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，可以多途之，而必由革命之手续矣，此建设事业之所以坠也。

今以显易行之事证之。吾之立同盟会以担任革命也，先从事于鼓吹，而集其有志于天国家之任者，共立信誓，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神，以创立中华民国为目的。其信仰此信条当众正式宣誓者，吾承认其为革命也。其初，般之志士莫视吾宣誓仪文为形式之事，以为无补于行。乃数年之间，革命之膨，团固结，卒能推倒清者，则全赖有此宣誓之仪文，以成心理之结也。尚如此，其况国乎！

常有言，中国四万万实等于片散沙，今聚此四万万散沙，而成为机结之法治国家，其为何？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，而修、齐、治、平之望可几也。今世文明法治之国，莫以宣誓为法治之本手续也。故其对于入籍归化之民，则必其宣誓表示诚心，尊崇其国，恪守其宪章，竭于义务，而乃得认为国民；否则终居其国，仍以外相视，而得同享国民之权利也。其对于本国之官吏、议员，亦必先行宣誓，乃得受职。若遇有国之改革，则新国家之政府，必全国之民宣誓，以表赞同，否则且以敌相待，而立逐境也。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。请观今回战，欧洲之新成国家、革命国家，其有能早行其国民之宣誓者，则其国必治；如有能行此、知行此者，则其国必止也。中国之有今者，此也。

夫吾之组织革命也，乃以之为先天之国家者也，果由革命而造成民国。当建元之始，予首为宣誓而就总统之职，乃令从此凡文武官吏军士民，当律宣誓，表示归顺民国，而其忠勤。而吾同志悉以此为急之务，期期可，极端反对，予亦莫可如何，姑作罢论。袁世凯继予总统任，予于此点特为注重，而同则多漠视。予以有之先例在，决能稍事迁就，而袁氏亦以此为关之事也，故姑惟予命是听，于是乃有宣誓膺共和、永绝帝制之表示也。其幸袁氏果有背盟称帝之举，而以有此宣誓之故，俾吾有极之理由以讨罚之；而各友邦亦直而曲彼，于是乃有劝告取消之举。袁氏帝制之所以失败者，取消帝制为其极之原因也。盖以帝制之取消，则凡为袁氏爪牙各王侯之望者，亦悉成为想，而斗志全消矣。此陈宦所以独立于四川，而袁氏即以此气绝也。帝制之所以得取消者，以列强之劝告也。列强之所以劝告者，以民之抵抗袁氏有极充分之理由也。而理由之，而可执以为凭，表示于中外者，即袁氏之背誓也。倘当时袁氏无此信誓，则其称帝之，民虽有抵抗，而列强视之，必以民愚而多事，而必无劝告之事；而帝制必取消，袁氏或致失败。何也？盖袁氏向为君主之臣仆，而主张共和者也；而民昧然让总统于袁，已自甘于牺牲共和矣。既甘放弃于，而反争之于，非愚而多事乎？惟有此信誓也，则然矣。故得列强之主张公，而维持中国之共和也。由是观之，信誓岂重哉！

乃吾之士，于民国建设之始，则以信誓为急之务而请罢之，且以予主张为理想者，则多属乎此等近易行之事也。夫吾于结之时已遵行宣誓之仪矣，乃于开国之初，与民更始之，则罢此法治本之宣誓典礼，此建设失败之原因也。倘革命当时河汉予言，则天民国之行，亦如先天组之手续，凡归顺之官吏、新之国民必当对于民国为正心诚意之宣誓，以表示其拥护民国，扶植民权，励民生；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礼者，乃得享民国国民之权利，否则仍视为清朝之臣民。其既宣誓而，有违背民国之行为者，乃得科以叛逆之罪，于法律始有据也。如今之中华民国者，若以法律按之，则只有少数之革命及袁世凯曾立有拥护民国之誓，于良心、法律皆得背叛民国，而其余之四万万原负何等良心法律之责任也。而昔捕戮革命之清吏，焚杀革命之武，与夫反对革命之虎伥，今则靦然为民国政府之总、总理、总统，而毫无良心之自责、法律之制裁，此何怪于八年之间而数易国也！

夫国者，之积也。者，心之器也。国家政治者，群心理之现象也。是以建国之基，当发端于心理。故由清朝臣民而归顺民国者，当先表示正心诚意，此宣誓之典所以为必也。乃革命于结时行之，于建国时则行之，是以为时有奋厉无之宏愿魄，卒能成破之功，而建国则失此能，遂致建设无成，此行与行之效果也。所以行者，非能也，坐于知其为必也。故曰能知必能行也，理想云乎哉？革命既以予所主张建设民国之计划为理想太，而知按照施行，所以由革命而造成此有破、无建设之局，致使中国民受此八年之苦矣。然而民国之建设完全，则民之苦息，而国治民福永无可达之期也。故今建设之责，得独委之于革命，而先知先觉之国民当当仁让而自负之也。夫革命先烈既舍流血，而为其极艰极险之破事业于矣，国民宜奋勇继，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设事业于也。国民！国民！当急起直追，万众心，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，为去旧更新之始，以成良心之建设也。予请率先行之。誓曰：

孙文正心诚意，当众宣誓：从此去旧更新，自立为国民；

忠竭，拥护中华民国，实行三民主义，采用五权宪法；

务使政治修明，民安乐，措国基于永固，维世界之和平。

此誓！

中华民国八年正月十二孙文立誓此宣誓典礼，本由政府执行之，然今民国政府之自尚未有此资格，则得执行此典礼也。望有志之士，各于其本县组织地方自治会，发起者互相照式宣誓；会成而，由会中各员向全县民执行之，必笔签名于誓章，举右手向众宣读之。其誓章藏之自治会，而发给凭照，必使普及于全县之成年男女。县告竣，当助县成立自治会以推行之。凡行此宣誓之典礼者，问良心，按法律，始得无憾而称为中华民国之国民，否则仍为清朝之遗民而已。民国之能成立与否，则全视吾国之乐否行此归顺民国之典礼也。国之士，其率先行之。

○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克强兄足：

美猥以菲材，从诸公，奔走国事，于兹有年。每怀德音，谊逾骨。去夏征东发，美正在院，拟疾走别，手倾愫，乃莫获心。足行期定矣，复以事先就，卒无从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，缘何悭也！者晤友宫崎君，述及近状，益眷眷国事，弥令美“榛苓彼美”、“风雨君子”之思矣。

溯自辛亥以，二三同志如谭、宋辈沪时，谈及吾健者，必推足；以为孙氏理想，黄氏实行。夫谓足为革命实行家，则海无贤无愚莫异同声，于足无所增损。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，此语入吾脑际，遂使中山先生切政见易见诸施行，迨至今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。然而征诸去之事实，则吾重之失败，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？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？惟其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，皆致失败；则于今中山先生之所主张，宜以为理想而从，再贻之悔。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涤吾非者也。爰胪昔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，足其亦乐闻之否耶？

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，海风云，扰攘未已，中山先生政见未实行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。俄国借款，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，海士夫更借丧失利权，引为诟病。究其实，实九七，年息五厘，即有担保，利权碍；视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八二，盐税作抵，足复益以四省地丁，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，孰利孰害，孰得孰失，岂可同年语耶！乃群焉察，终受经济影响，致妨政府行。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，国家更濒于阽危。固执偏见，贻误局，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。

及南北议和以，袁氏当选临时总统。中山先生当时最之主张，约有三事：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。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，方举时生误会，于共和民国统途恐多生障故，除此障故，非袁氏就职南京为功。盖所以联络南北，以坚袁氏对于民之信用，而祛民对于袁氏之嫌疑也。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。北京为两代所都，帝王痴梦，自由之钟所能醒；官僚遗毒，江河之所能湔。必使失所凭借，方足铲锄专制遗孽；迁地为良，庶可涤般瑕耳。三则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。夫中华民国乃据临时约法、取决民代表之公意而构成，非清帝、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。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，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。故中山先生于此再三加之意焉。此三事者，皆中山先生当最为适法之主张，而惜以争之者也。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民公意之言，以演成弁髦约法、推翻共和之患者，则非中山先生当主张政见格而行有以致之耶？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行，形虽复杂，而其重原因，非由当识未及此，表同意有以致之耶？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。

其中山先生退职矣，率同志为纯粹在，专从事扩张育，振实业，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本之计，而让政权于袁氏。吾又以为涉理想而反对之，且时有涉政府用行政之度。卒至朝冰炭，政，既惹袁氏之忌，更起天之疑。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，经世之硕划，转能表于天而收其效。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。

然以之事，犹可曰般之无识，非美与足之也。独在宋案发生，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，知袁氏将专制之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，于是誓必去之。所定计划，厥有两端：曰联。联之举，盖所以孤袁氏之援，而厚吾之也。“国亚东，于为邻，与善邻，乃之福。助则胜，助袁则袁胜。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。在中山先生认联为重问题，决意往接洽，而等竟漠然视之，尼其行，若怪其者。卒使袁氏其腕臂，孙琦、李盛铎东使，胥中山先生所料，则失所与矣。文按：民向主联者，以彼能发奋为雄，弱小而为强，当之师之，以图中国之富强也。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，忌中国之强，畏民得志，而碍其蚕食之谋。故屡助官僚以抑民，必期中国永久愚弱，以遂彼心。彼武政策，其横可恨，其愚昧亦可悯也。倘此改，则亚东永无宁，而本亦终无以幸免矣。东邻志士，其有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？二曰速战。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权，发号施令，遣兵调将，行极称自由。在惟有其意，其无备，迅雷及掩耳，先发始足制。且谓“宋案证据既已确凿，心昂，民气愤张，正可及时利用，否则时机纵即逝，悔终嗟无及”。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。乃吾迟钝，又之信，必静待法律之解决，为宣战之预备。岂知当断断，反受其，法律以迁延而失效，心以积久而灰冷。时机坐失，计划成，事全，适得其反。设吾初料及此，何致自贻伊戚耶？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。

无何，宋之案率于袁、赵之蔑视国法，迟迟未结；五国借款又经国会承认，违法成立。斯时反对之声，举国若。乃吾又以为有国会在，有法律在，有各省都督之争在，袁氏终当屈于此数者而取消之。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之争，法律无抵抗之，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，莫敢坚持，均足以戢予智自雄、拥兵自卫之心家；解决之方，惟有诉诸武而已矣。

其主张办法，方面速问罪之师，方面表示全国民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。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，已允于二星期止付款矣。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，而广东听；躬赴粤主持其事，吾又尼之，亦之听；得已令美先以海独立，吾又以海弹地，难与之抗，更听之。当此之时，海军尚接洽，自愿宣告独立，中山先生赞其成，吾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，为海军先发之计。

寻而北军沪，美拟邀海，使登陆，中山先生以为然矣，足又以为非计。其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，中山先生闻而止之，曰：“海军助则胜，海军助袁则袁胜。为助，则宜留之。开赴烟台，恐将生。”美与足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，断中于，均听之。海军北，入袁氏牢笼矣。嗣又有吴淞礮台礮兵舰之举，以生其疑而之，于是海军全部遂为用矣。

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，某等犹以级军官未能致诿。及运成熟，中山先生决拟赴南京宣告独立，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所，于是足遂有南京之役。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，皆为破借款、推倒袁氏计也，乃迁延时，逡巡，坐误时机，卒鲜寸效。公理见屈于武，胜算卒败于金钱，信用孚于外，国法加于袁氏。

袁氏乃借欺之语，举二千五百万镑之外债，用之为善政费，而用之为购军械、充兵饷、买议员、赏，以蹂躏南方、屠戮民、攫取总统之资矣。设当能信中山先生之言，即时独立，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。盖其时联军十万，拥地数省，李纯未至江西，芝贵闻南，率锐师，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，争衡天无难矣。惜乎粤、湘诸省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，李、柏诸公发难于都督取消之际，逮借款成立，外助袁，都督更，北兵四布，始起而讨之，盖亦晚矣！

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。

夫以中山先生之知识，遇事烛照无遗，先几洞若观，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；而于足主张政见，则赞成之惟恐及。非美之故分厚薄于其间，亦以识，智闇虑，泥于孙氏理想语之成见而已。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，胥免远于事实，故怀挟成见，自与足为近。岂知拘守尺寸，失寻丈，贻误国事，罔由此乎！虽然，“事忘，事之师”；“车已覆，轸方遒”；“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”；“见兔顾犬，机尚失”。美之所见如此，未悉足以为何如？自今而，窃愿与足共勉之耳。夫之才识，与时并，知昨非而今未必是，能取善斯厌从。鄙见以为理想者，事实之也。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，当时反对之者，举国士夫殆将致，乃经二十年卒能见诸实行者，理想之结果也。使吾于二十年即赞成其说，安见所悬理想，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？抑使吾于二十年犹反对之，则中山先生之理想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，或且终成效果，至于靡有穷期者，亦难逆料也。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，全在吾之视察能否了解、能否赞同，以奉行悖是已。夫“观于既往，可验将”，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；“东隅之失，桑榆之收”，此就美等言之也。足明，胜美万万，当鉴及此，何待美之喋喋？

然美更有容已于言者：中山先生之意，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，必远待五年以者。诚以民困之苏，匪之靖，军队之骄横，执政之荒，有于此足以国，兼而有之，其何能淑？剥极必复，否极必泰，循环之理，间毫发。乘机而起，积极行，反正，殆如运掌。美虽愚闇，愿竭棉薄，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，至如推倒清之必待二十年以。故中华革命之组织，亦时有以迫之也。

顾自斯成立以，旧同志颇滋訾议，以为多事更，予瑕隙，计之左者。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，辛亥以而为国民，自形式言之，范围见扩张，固征膨。而自神言之，面目全非，分子复杂，薰莸同器，良莠齐。腐败官僚，既朝秦而暮楚；龌龊败类，更覆雨而翻云。发言盈，谁执其咎；戈同室，则何？是故免败群，须去害马；事更张，必贵改弦。二三同志，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澹经营、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？

至于所定誓约有“附从先生，从命令”等语，此中山先生有鉴于此致败之故，多由于少数无识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。盖自辛亥光复以，国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；临于其者，个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。权利则狺狺以争，义务则望望以去。彼此相统摄，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；自为从违，更难达神贯之旨。所谓“既能令，又受命”者，是耶非耶？故中山先生于此，相率同志纳于轨，庶以统事权；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，失自由行。美以为此达革命目的，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，必如众星之拱北辰，而星躔其度数；必如江汉之宗东海，而流派至于纷歧。悬目的以为之赴，而视乃分；有指车以示之方，而航程得其向。然，苟有员如吾昔之反对中山先生者，以反对于将，则中山先生之政见，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、国三公之手。故遵守誓约，从命令，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。足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？

窃维美与足，共负局安危之责，实为多年患难之，意见稍或差池，宗旨务贯。惟以睽地隔，传闻无异词；缓急行，举辄多误会。相析疑义，故班荆，望足之重，有如望岁。迢迢阔，怀思；嘤嘤鸣，友声切。务祈足克命驾言旋，共肩艰巨。岁寒松柏，至老弥坚；天半云霞，萦独苦。霾四塞，相期携手同仇；沧海横流，端赖和衷共济。于乎！蛇封豕，列强方逞荐食之谋；社鼠城狐，贼愈肆穿墉之技。飘摇予室，绸缪忘未雨之思；许同舟，慷慨应中流之楫。望风怀想，依依。敬掬微忱，耑指示。寒气尚重，诸维为国珍摄。言罄意。

陈其美顿首

按；此民国四年之书也。

○第七章知亦能行

或曰：“诚如先生所言，今文明已于科学时代，凡有作，必先知而从事于行，则中国富强事业，非先从事于普及育，使全国民皆有科学知识可。按以先生之新发明‘行之非艰，知之惟艰’，又按之古之言‘十年树木，百年树’，则育之普及，非百十年为功。乃先生之论，有跃而能致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者，其何由？”曰：子徒知知之而能行，而知知亦能行也。当科学未发明之，固全属知而行，及行之而犹有知者。故凡事无委之于天数气运，而敢以为之转移也。迨类渐起觉悟，始有由行而知者，乃甫有事者矣，然亦能听之于天也。至今科学昌明，始知事可以胜天，凡所谓天数气运者，皆心理之作用也。然而科学虽明，惟类之事仍能悉先知之而行之也，其知而行之事，仍较于知而行者为多也。且类之步，皆发轫于知而行者也，此自然之理则，而以科学之发明为之易者也。故类之化，以知而行者为必之门径也。夫习练也，试验也，探索也，冒险也，之四事者，乃文明之机也。生徒之习练也，即行其所知以达其能也。科学家之试验也，即行其所知以致其所知也。探索家之探索也，即行其所知以其发见也。伟杰士之冒险也，即行其所知以建其功业也。由是观之，行其所知者，于类则促文明，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。是故知而行者，独为类所皆能，亦为类所当行，而为类之生存发达者之所必也。有志国家富强者，宜黾勉行也。

夫古今跃而致隆盛者可胜数，即近代之列强，亦多有跻于强盛而乃从事于育者。夫以中国现在之地位，现有之知识，已良足跃而致隆盛，比肩于今世之列强矣。所以能者，究非在于知行也。而向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流者，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，倒行逆施，积极作恶也。其者，则有图己之私，而至于牺牲国家而恤；其次者，则以督军师而年中聚敛，至数百万数十万；又其次者，则种种之作弊，无为丧国家之元气，伤残民之命脉。比之国之政策务在保民而治，奖士、劝农、励工、惠商以图富强者，则无与之相反也。由此观之，若政府官吏能无为而治，倒行逆施，积极作恶以害国害民，则中国之强盛已自然可致，而待于发奋思为。是今图治之，利尚可缓，而除害宜急；倘能除害，则自然之化，已足登中国于强盛之地矣。何以言之？夫国之贫弱，必有定之由也，有以地小而贫者，有以地瘠而贫者，有以民少而弱者，有以民愚而弱者，此贫弱之四原因也。乃中国之土地则四百余万方咪之广，居世界之第四，尚在美国之。而产之、藏之富，实居世界之第。至于民之数则有四万万，亦为世界之第。而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，承五千年之文化，为世界所未有，千百年已尝为世界之雄矣。四贫弱之原因，曾无焉。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？曰：官吏贪污、政治腐败之为害也。倘此害除，则致中国之富强，实头头是也。在昔异族专制之时，官吏为君主之鹰犬，居民，可任意为恶，民无可如何也。今经革命之，专制已覆，民为国之主，官吏为民之仆，当受民之监督制裁也。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，其酷劣者当淘汰之而已。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，为此需，必待于普通育科学知识，而凡有切利害，皆能知能行也。国害除，则国利自，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。是中国今富强则富强矣，几有待跃之功也。

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，承数千年文化，为东方首之邦。未与欧美通市以，中国在亚洲之地位，向无有与之匹敌者。即间被外族入寇，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，然亦能奉中国之礼法。而其四邻之国，或入贡称藩，或朝善，莫羡慕中国之文化，而以中国为邦也。中国亦素自尊，目无国，习惯自然，遂成为孤立之。故从若有所改革，其采法惟有本国，其取资亦于本国而已，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也。是犹孤之于荒岛，其所需皆为之，独自耕而食，自织而，亦必自爨而得食，自缝而得，其劳苦繁难，可思议，然其亦习惯自然，而知有社会互助之利，类通之广益也。倘时移，此荒岛旦成为世界航路之中枢，海客接踵而至，有悯此孤之劳苦者，劝之曰：“君必事事躬，只从所专于业足矣，其当有为君效劳也。”其必之信，盖以为己之才所能致者，则为必可能之事也。此犹今中国之，信中国之富强可坐而致者，同例也。盖中国之孤立自，由已久，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，故能取之，以补己之短。中国所知所能者，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。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，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之思想，故尚能利用外资、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。夫今立国于世界之，犹乎于社会之中，相资为用、互助以成者也。中国之为国，拥有广之土地、无量之富源、众多之，是无异富家翁享有广之田园、盈仓之财、众多之子孙，而乃善治家，田园则任其荒芜，财则封锁用，子孙则事游，而举家则饥寒迫，朝保夕，此实中国今之景象也。呜呼！谁为为之？孰令致之？吾国果知天亡，匹夫有责，则当自奋矣！

夫以中国之中国之地，际当今之时，而致中国于富强之境，其固多矣。今试陈其：即利用今回世界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，为开发富源之利器是也。夫此等工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，今战已息，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矣。其佣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工，亦将失业矣。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，将无从取偿矣。此为欧美战问题之烦难，而彼中政治家尚无解决之方也。倘中国能利用此机会，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无穷之富源，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。此所谓天与之机。语曰：“天与取，必受其祸。”倘失此图，则三五年，欧美工业悉复原状，则其发达必十倍于，而商战起矣。吾中国手工之工业，必能与彼之新机械规模之工业竞争，如此则工商之失败必将见于十年之矣。及今图之，则数年之间，之机器工业亦可发达，则此祸可免。此以实业救国之也，国其注意之。

今之美国，吾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，然其所以致富强者，实业发达也。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，资本则悉借之欧洲，才亦多聘之欧洲，而工且有招之中国。其行则多由冒险试验，而少于计划统筹，且向未遇各国有投闲置散之全备工厂，为彼取材之机会如之今也。而其富源尚及之盛。然其实业之发达，今已为世界冠矣。试以其钢、铁、炭、油之产而观其成绩。美国千九百十六年所产铁四千万吨，钢四千三百四十八万吨。而国每年所产之钢铁二十余万吨，较之美国四百分之耳。美国同年所产煤炭五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万吨，等于九千八百万匹马；所产燃油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万桶，等于千九百七十五万匹马；所产自然汽约三百万匹马；所发展电约六百万匹马。夫钢铁者，实业之也；炭、油、汽、电者，实业之用也。统计美国所发展之自然约万六千六百七十五万匹马，以马等八计之，则美国约有十三万万有奇之以助之生产。其万万，除作工之外，每尚有十三之机器为之助，而此十三之机乃夜以继，连作二十四时之工而歇者，而之作工每八时耳，机则每多作三倍之工，是机无异三也，而十三之机则等于三十九矣。《学》曰：“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，则财恒足矣。”此美国之所以富也。中国四万万，除老少而外，能作工者二万万。然因工业发达，虽能作工者亦恒无工可作，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者或亦半之。如是有工可作者，万万耳。且此万万之中，又作生利之工，而半为消耗之业，其为生产之事业者实五千万而已。由此观之，中国八中生产耳。此国之所以贫，尚于韩愈所云：“农之家而食粟之家六，工之家而用器之家六，贾之家而资焉之家六，奈之何民穷且盗也！”较之美国万万，而当有五千万有工可作，而每更有三十九之机器以助之，即三十九有半作工以给，此其所以患贫反忧生产之盛，供于，而岌岌向外以觅市场为尾闾之疏泄也。此贫弱富强之所由分，亦商战胜败之所由决也。

然则今迅速之法，以发展中国之财源，而立救贫弱者，其为何？倘以中国而言，则本无其法，更无迅速之法也。若中国之实业于十年之间，而发达至美国现在之程度，则中国独能知，能行，且为梦想所能及也。是犹望荒岛之孤，以之而发展其荒岛，使之田园辟，路悉修，港湾浚，市场繁盛，楼宇林立，公园宏伟，居宅丽都，生活优逸，如此，虽延其寿命至万年，彼必无由以成此等之事业也。然若荒岛之孤，肯其岩所埋藏累累之金块明珠，以与海客谋，将其荒岛发展成为繁盛华丽之海市，而许酬以相当之金块明珠，则必有焉，为之经营，为之筹划，为之招集才，为之搜罗资料，期年而诸事可以毕集矣。荒岛孤，直可从心所，坐享其成耳。中国之发展其工商事业，其亦犹是也。故其问题已在能知能知、能行能行也，而直在耳。

夫以中国之地位，中国之富源，今之时会，倘吾国民能举国致，欢外资，欢外才，以发展之生产事业，则十年之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。如其信，请观美国工业发达之速率，可以知矣。当十余年，美国之议继凿巴拿马运河也，初拟以二十年为期，以达成功，及实行施工，八年而毕厥事。是比其数年所知之工程，已加速二倍半矣。及美国对德宣战而，其战时之工业步更令可思议。往时非数十年所能成者，而今则年可成之矣。如造船也，昔需两年而造成艘者，今则二十余可成矣。倘以战时规模、组织之工程，施之于建筑巴拿马运河，则个月间可成运河矣。有此非常速率之工程，若吾国能晓然于互助之利，换之益，用所，补所短，则数年之间，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矣。

中国实业之发达，固仅中国国之益也，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。故世界之专门名家，无乐为中国效，如海客之为荒岛孤效者也。予近致各国政府《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》书，已得美国表赞同，想其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也。果尔，则此只须中国民之之而已。倘知此为国之图，为救亡之急务，而能万众心，举国致，而欢列国之雄厚资本，博规模，宿学才，练技术，为筹划，为组织，为经营，为训练，则十年之，国之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，实业之才亦同时并起。十年之，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，才可以陆续成就，则可以独立经营矣。若必俟育之普及、知识之完备而始行，则河清无，坐失良机，殊可惜也。必也治本为先，救穷宜急，“食足而知礼节，仓廪实而知荣”，实业发达，民生畅遂，此时普及育乃可实行矣。今者宜乘欧战告终之机，利用其战时工业之规模，以发展中国之实业，诚有如反掌之易也。故曰：知亦能行者，此也。

○第八章有志竟成

夫事有顺乎天理，应乎，适乎世界之流，乎群之需，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，则断无成者也，此古今之革命维新、邦建国等事业是也。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，幸已达破之成功，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，然希望佳，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，以励者，且以自勉焉。

夫自民国建元以，各国文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，千数百种，类多听途说之辞，鲜能知革命之事实。而于革命之原起，更无从追述，故多有本于予之《敦被难记》第章之革命事由。该章所述本甚简略，且于二十余年之，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，而当时虽在英京，然亦事多忌讳，故尚未敢自承中会为予所创设者，又未敢表示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清者。今于此特修正之，以辅事实也。

兹篇所述，皆就予三十年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。由立志之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，几为予之革命也，故事甚简单，而于赞襄之皆能录之无遗。自同盟会成立以，则事繁，附和众，而海外热心华侨、地忠烈志士、各重，能毕录于兹篇，当俟之修革命史时，乃能全为补录也。

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，始决倾覆清廷、创建民国之志。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，借医术为入世之媒，十年如。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，于同学中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，其为豪侠尚义，广游，所结纳皆江湖之士，同学中无有类之者。予见则奇之，稍与相习，则与之谈革命。士良闻而悦，并告以彼曾投入会，如有事，彼可为罗致会以听指挥云。予在广州学医甫年，闻港有英文医校开设，予以其学课较优，而地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港学校肄业。数年之间，每于学课余暇，皆致于革命之鼓吹，常往于港、澳门之间，放厥辞，无所忌讳。时闻而附和者，在港只陈少、少纨、杨鹤龄三，而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。若其之游，闻吾言者，以为逆而避之，则以为中风病相视也。予与陈、、杨三常住港，昕夕往还，所谈者莫为革命之言论，所怀者莫为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为革命之问题。四相依甚密，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，数年如。故港澳间之戚友游，皆呼予等为“四寇”。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。

及予卒业之，悬壶于澳门、羊城两地以问世，而实则为革命运之开始也。时郑士良则结纳会、联络防营，门径既通，端倪略备。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，以窥清廷之虚实；入武汉，以观江之形。至甲午中东战起，以为时机可乘，乃赴檀岛、美洲，创立中会，纠海外华侨以收臂助。图风气未开，心锢塞，在檀鼓吹数月，应者寥寥，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愿倾家相助，及其友数十之赞同而已。时适清兵屡败，丽既失，旅、威继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清廷之腐败，心愤。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，美洲之行因而中止。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，以策行，袭取广州以为据。遂开乾亨行于港为部，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。当时赞襄部事务者，有邓荫南、杨衢云、黄咏商、陈少等；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，则陆皓东、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也。予则常往广州、港之间。惨淡经营，已半载，筹备甚周，声颇众，本可而生绝之影响。乃以运械慎，致海关搜获手六百余杆，事机乃泄，而吾健将陆皓东殉焉。此为中国有史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也。同时被株连而者，则有丘四、朱贵全二。被捕者七十余，而广东师统带程奎光与焉，竟病狱中。其余之或或释。此乙未九月九，为予第次革命之失败也。

败三，予尚在广州城。十余，乃得由间脱险至港。随与郑士良、陈少同渡本，略住横滨。时予以返国无期，乃断发改装，重游檀岛。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，布置切，以谋卷土重。少则独留本，以考察东邦国。予乃介绍之于友菅原传，此友为往在檀所识者。少由彼介绍于曾俊虎，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，即宫崎寅藏之兄也。此为革命与本士相之始也。

予到檀岛，复集同志以推广中会，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，亦有新闻而赴义者，惟卒以风气未开，行迟滞。以久留檀岛无可为，遂决计赴美，以联络彼地华侨，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。行有矣，散步市外，忽有驰车面而者，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也。吾遂跃登车，彼夫胜诧异，几疑为客，盖吾已改装易，彼认识也。予乃曰：“孙逸仙也。”遂相笑手。问以何为而至此，曰：“回国经此地，舟而登岸流览风光也。”予乃趁车同游，为之指导。游毕登舟，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之游，将由此赴美，随将到英，相见远也。遂欢而别。

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，较檀岛甚。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，横美洲陆，至西洋西岸之纽约市，沿途所多，或留数，或十数。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，清政腐败，非从民族本改革无以救亡，而改革之任有责。然而劝者谆谆，听者终归藐藐，其欢革命主义者，每埠数或十余而已。

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。洪门者，创设于明朝遗老，起于康熙时代。盖康熙以，明朝之忠臣烈士多图恢复，誓臣清，舍生赴义，屡起屡蹶，与虏拼命，然卒救明朝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已盛，而明朝之忠烈亦亡殆。二三遗老见已去，无可挽回，乃以民族主义之苗流传代，故以“反清复明”之宗旨结为团，以待有起者，可借为资助也。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。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。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，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，故凡所谓士夫之类，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，然其株乃能保存，而潜滋暗于异族专制政府之。以此条件而立会，将以何而可？必也以最群众心理之事迹，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。故洪门之拜会，则以演戏为之，盖此最易群众之视听也。其传布思想，则以平之心、复仇之事导之，此最易发常之也。其号暗语，则以鄙俚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夫闻而生厌、远而避之者也。其固结团，则以博施之，使彼此手足相顾，患难相扶，此最夫江湖旅客、无家游子之需也。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，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。国之会常有与官吏冲突，故犹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，而反清复明之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；而海外之会多于国自由政府之，其结会之需，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，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，故反清复明之语亦多有知其义者。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门之初亦明吾旨，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，彼众多能答也。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，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也。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，为初期之播种，实无影响于革命途也，然已触清廷之忌矣。故于甫抵敦之时，即遭使馆之陷，几致测。幸得吾师康德黎竭营救，始能脱险。此则檀岛之邂逅，真有天幸存焉。否则吾尚无由知彼之归国，彼亦无由知吾之敦也。

敦脱险，则暂留欧洲，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，并结其朝贤豪。两年之中，所见所闻，殊多心得。始知徒致国家富强、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，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；是以欧洲志士，犹有社会革命之运也。予为劳永逸之计，乃采取民生主义，以与民族、民权问题同时解决。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。时欧洲尚无留学生，又鲜华侨，虽为革命之鼓吹，其无由。然吾生平所志，以革命为唯之天职，故久欧洲，旷废革命之时，遂往本。以其地与中国相近，消息易通，于筹划也。